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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人口增長的最新趨勢與應對方向

      人口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國人口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20年我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1.45‰;2021年出生率進一步降至7.52‰。自1991年我國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09,跨入低生育率水平,此后,生育率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波動下行,2020年為1.3,標志著我國已經在低生育水平狀態下持續運行了近30年。遵循人口發展規律,人口負增長是長期維持低生育率的必然結果,我國人口負增長道路即將開啟,從而深刻改變國家發展的人口基礎。人口事件是長周期事件,人口現象演變為人口問題具有一定的時間滯后性,一旦人口問題顯現,往往已經錯過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因此,對人口趨勢的認識需要有遠見,對問題的預警和解決方案要有足夠的提前量。

      我國人口增長趨勢呈現的五大特征

      人口規模增長是人口轉變的動態過程,涉及人口數量、結構、分布、素質等全要素的整體聯動變化?,F階段是我國人口總量由增到減轉向,以及人口結構、分布和素質轉型的關鍵時期,由一系列人口與經濟社會“拐點”交織的聯動改變構成。

      第一,人口增長“拐點”將至已成定局。人口規律指出,只要生育率持續維持在更替水平以下,人口數量就會出現持續性負增長,由此人口數量負增長也會成為穩定狀態。按照已經出現人口負增長國家的經驗,人口負增長“拐點”是一個時間段,而非一個具體時點,表現為人口圍繞零增長徘徊波動,而后轉為常態化的人口負增長。從1992年起,我國人口內在增長率即由正轉負,開始積蓄人口負增長能量,人口同步進入慣性正增長階段。時至今日,我國已在低生育率狀態下持續運行近30年之久,人口正增長慣性即將消耗殆盡,人口規模負增長在“十四五”期間到來成為大勢所趨。

      第二,中度老齡社會“拐點”即將來臨。少子化(低生育率)和長壽化(低死亡率)是導致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的直接原因,人口負增長與人口老齡化如影相隨。少子化、長壽化與人口慣性作用疊加,我國人口數量負增長的早期階段恰與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周期相交織。

      第三,老年撫養比超過少兒撫養比的局面已經出現。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七普”)數據顯示,2020年0—14歲少年兒童人口為2.53億人,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2.64億人,老年人口數量超過了少年兒童人口數量,少兒撫養比為28.3(將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設為基數100,下同),老年撫養比為29.5,這標志著我國社會養“老”的負擔反超養“幼”的負擔,家庭和社會由傳統的養幼為主轉為養老為主,且養老壓力不斷增加。

      第四,穩態的定居型鄉村社會轉向動態的遷居型城鎮社會業已成型。根據“七普”數據,2020年我國流動人口總量為3.76億人,較2010年增長了69.7%,占全國人口的26.6%,即超四分之一的國人在流動遷徙且向城鎮集聚,此時人口城鎮化水平已達63.9%。常態化的流動遷徙不僅改變人口空間布局,加速城鎮化進程,更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產、生活和社會交往方式,改變著社會治理和社會服務的結構與模式。

      第五,人力資源大國轉向人力資本大國成為必然趨勢。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超前于總人口負增長,2011年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9.4億人之后步入下降通道,2020年減為8.9億人。在人力資源優勢逐漸弱化的同時,人力資本積淀日漸厚實。一方面,健康人力資本改善顯著,居民健康水平得到進一步提高,在兒童與健康方面,婦幼保健水平明顯提高,2020年嬰兒死亡率、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分別下降至5.4‰、7.5‰和16.9/10萬,2019年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升至77.3歲,趨近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教育人力資本大幅提升,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高中階段毛入學率分別達到95.2%、91.2%,超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9年;大專及以上受教育人口累計2.2億人,占全國總人口15.5%;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4.4%,穩步邁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綜合人力資本水平的大幅改善,不僅是延續中國經濟奇跡的關鍵動力,更是人口負增長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機遇。

      人口規模增長變化是人口自身發展規律使然,由此帶來人口所承載的各要素之間的聯動改變

      人口規模及其增長變化由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要素所決定,同時又反作用于經濟社會系統。人口負增長與老齡社會加劇、人口城鎮化加速和人口素質改善交織,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長周期、全方位和系統性的深刻影響。

      弱化人口持續增長活力。遵循人口慣性規律,出生人口數量負增長、少年兒童人口負增長、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負增長和總人口數量負增長遞次呈現,表現為出生率降低、勞動年齡人口縮減等方面。短期看,因為延續人口規模巨大的慣性,人口數量和結構變化相對緩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亦相對溫和;長期看,人口規??s減和年齡結構老化加速推進且持續穩定,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負向影響將逐漸凸顯。

      通過加深老齡社會影響社會系統。在經濟領域,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與老年人口增加反向變化,致使全社會養老公共支出不斷擴大。在社會結構方面,人口數量負增長、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轉型相互交織,不斷改變社會結構和主體構成。在民生領域,人口負增長與老齡社會將帶來社會養老保障、醫療衛生服務、社會養老服務等持續性挑戰。

      通過消費與生產對經濟產生影響。近中期看,本世紀中葉以前,我國人口總量與勞動年齡人口雖然持續負增長但規模依然巨大,伴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勞動生產率不斷提升,經濟產出能力不斷提高,有利于保持足夠的市場需求容量和較大的潛在產出能力,保證經濟高質量發展。長遠看,本世紀后半葉,總人口規模減少將導致總消費需求減少和市場容量壓縮,勞動力進一步縮減將導致產業豐裕度降低和潛在產出能力下降,負面效應加大。

      影響教育資源布局和人力資本積累。短期看,學齡人口持續減少,可能使原有基礎教育資源不足轉向過剩,沖擊基礎教育布局和教育資源配置,進一步加劇教育資源的結構性失衡。長期看,人口負增長有可能導致高等教育需求減弱,影響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和布局。

      削弱家庭功能和發展能力。人口負增長將在微觀家庭層面產生諸多沖擊,包括家庭規模小型化、家庭關系簡單化、家庭結構殘缺化、家庭照護脆弱化、家庭沖突趨強化、家庭角色失范化、家庭支持外部化等。面對這些沖擊,家庭傳統保障、抵御困境、人力資源、社會網絡、成長環境、應對風險等功能和發展能力整體削弱,家庭功能外化與社會化趨勢日漸強化,若社會政策和制度安排不足,將使家庭結構變化所導致的社會問題更為復雜多變。

      造成社會治理和社會管理不適應矛盾。隨著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和養老服務需求不斷提高,我國養老服務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新時代人口負增長和深度老齡社會所導致的新情況、新趨勢將對原有社會治理和社會管理模式產生沖擊。例如,老年長壽風險、貧困風險、疾病風險、失能風險不斷累加,加大對社會保障制度、社會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務體系的持續挑戰。

      應對人口負增長需要科學認識、挖掘機遇、直面挑戰

      人口負增長會帶來勞動力縮減、社會負擔加重等挑戰,但也不乏機遇。人口負增長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常態現象和規律結果,也是長周期事件。人口問題的呈現相對于人口現象的出現具有一定滯后性。因此,積極應對人口負增長問題,需要制定有預見性和前瞻性的綜合方案。

      第一,科學認識人口負增長。在認識論上,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從人口發展規律全面揭示人口負增長的面貌,科學認識人口負增長與經濟社會的相互關系以及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正負影響,直面挑戰,挖掘機遇,既要避免人口決定論,即把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全部歸因于人口變動,也要避免人口虛無主義,即脫離人口變動去認識經濟社會發展問題。應加強人口科學研究,增強對人口負增長問題的預見性,現階段應加強對低生育水平和人口負增長常態下持續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和勞動力有效供給的研究,加強人口機會和人口紅利轉型及其開發手段的研究,加強促使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進而向人力資本強國轉型的研究。

      第二,適應人口負增長,挖掘和開發新機遇??陀^上,需要盡快跳出控制人口數量時代所形成的慣性思維和固化做法,在行動上順勢而為,促使經濟社會發展決策去主動順應人口數量負增長的大勢,堅持改革創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條件機會、政策環境、方式方法等的不斷調整和轉變,在適應人口負增長新形勢的基礎上,充分挖掘和利用人口負增長的新機遇,續寫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奇跡。例如,人口負增長將從人口總量視角緩解資源和環境壓力,但從人均視角重新定義消費結構,這需要及時修正環境人口容量和適度人口規模等概念,與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相結合,把握人口對資源和環境需求的動態變化,開發與之相匹配的新經濟增長點,助推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第三,積極應對人口負增長,主動直面新挑戰。人口負增長是人口全要素的整體聯動變化,需要在全要素聯動中積極應對。一是造成人口數量負增長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持續下降且長期保持低生育水平,要減輕人口負增長的沖擊,促進實現適度生育率水平是基本前提。“三孩”生育政策以及未來可期的自由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不只是在于生育政策對家庭孩子數量的規定,更在于與之配套的一攬子生育支持舉措的設計及有效落地。二是人口老齡化與人口負增長相伴,人口老齡化是人口現象而非問題,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發展關系中所表現出來的種種不適應和矛盾才是老齡社會問題的根源,跳出應對老齡問題的人口局限、老年人局限、部門局限和孤立戰略局限,把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融入國家整體發展的戰略體系框架中,全面、及時、綜合應對才是根本。三是鄉土社會轉向城鎮社會與人口負增長相隨,常態化的人口流動遷徙在時空上發揮了人口資源削峰填谷的有效配置作用,有利于盤活人口負增長時代的人口大國優勢,提升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的使用效率。四是人口綜合素質大幅度改善與人口負增長相依,數量型、質量型和配置型人口機會均隨著人口轉變而轉型,收獲人口機會的手段和路徑需要順勢而為,充分認識并利用人口機會和人口紅利轉型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

      人口發展的未來并非一成不變,今天采取的政策和行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明天的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口流動遷徙軌跡。人口規模及其結構、素質和分布變動不是國家制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外在要素,而是內生要素和基礎性要素。

      (作者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南開大學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人口負增長時代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項目編號:22ZDA098)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趙光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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