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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和平發展的文化基因與歷史經驗

      作者:彭宗超 路 璐,分別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黨委書記、教授,清華大學應急管理研究基地/中國社會風險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應急管理研究基地博士后

      西方社會高度關注中國發展,將中國與歷史上爭奪國際權力的新興強國進行所謂的共性類比,并借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不斷放大中國實力增長帶來的“威脅”。這一觀點基于西方國家以競爭至上為價值觀的歷史實踐,源于西方“國強必霸”的邏輯。然而,將其刻板套用在中國發展的核心謬誤在于缺乏對中國政治傳統和歷史實踐的真正了解。“和平發展思想是中華文化的內在基因”。中國的和平基因是指中華民族世代相傳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和平、和睦、和諧”等為基本原則處理人際關系、社會關系以及國際關系的思想文化與歷史傳統,包括與之相應的信念、原則和價值觀及歷史實踐等。挖掘并闡釋好中國的和平基因,不僅有助于澄清西方國家對中國發展的誤讀和偏見,駁斥“中國威脅論”及“修昔底德陷阱”,而且有助于增強我們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歷史文化自覺。

      中國和平發展的文化基因:“和合文化”

      “和合”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首先是追求“和”的價值至上,即“和為貴”(《論語·學而》);其次是強調“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即要尊重客觀差異,尋求保持各個主體獨立性的同時發揮各自所長、融合共生的理想途徑;最后是重視“和平、和睦、和諧”,由個人修身延伸至社會關系、國家治理及國際關系等層面。

      處理人際關系方面,中國人民崇尚“和睦”。中國人民習慣于“和”式社會互動,追求和諧、避免沖突成為根植于文化的內在特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中國人民遵循“先人而后己”的寬和處世之道,努力創造“人和”的人際環境。中國人民也崇尚謙讓求和。商代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寒山拾得(和合二仙)的歷史傳說,清朝桐城宰相張英六尺巷的故事,都體現了自古以來中國人民禮讓求和的精神。

      處理社會關系方面,中華文化崇尚“和諧”。“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尚書·堯典》),即先要把家庭與宗族治理好,使之相親相愛,和睦相處;進而追求百姓平順、社會平穩和諧以及萬邦協和等。“和諧”指導著國內不同利益主體的社會關系協作,國家秉行“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書·大禹謨》),讓德行仁政惠及更多的民眾。

      處理國際關系方面,中華民族追求“和平”。中國自古倡導“強不執弱,富不侮貧”(《墨子·兼愛中》)的理念,提出了“國雖大,好戰必亡”(《司馬法》)的告誡。中華民族世代相傳“化干戈為玉帛”(《淮南子·原道訓》)、“睦鄰友邦”(宋·吳自牧《夢粱錄·山川神》),追求“天下大同”(《禮記·禮運》)的理想。

      與中華傳統文化不同,西方文化更重視競爭至上和沖突關系假定。古希臘神話中貫穿著神與人的斗爭與對立,中世紀基督教曾宣揚神與魔鬼的對立。“亞伯拉罕諸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只信奉一個至上神或主神,將其他信仰視為異端。

      中華文化的和平基因超越了西方現實主義學派推崇的競爭式的零和博弈思維,承繼了中華傳統文化中尊重不同主體之間存在差異性的傳統,倡導發揮各自比較優勢、實現合作共贏的和合價值理念。在經歷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后,“和合文化”已不僅適用于處理國家內部的政黨關系、民族關系、階層關系,也成為中國開展國際交流的重要思想源泉和價值遵循。

      中國和平發展的歷史經驗:國強尚和,國霸必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和平、和睦、和諧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來一直追求和傳承的理念,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中華民族的和平基因不僅存在于思想文化傳統中,而且也存在于歷史實踐傳統中。中華民族歷史經驗積累的主要政治傳統是“國強尚和”,而不是“國強必霸”。

      和平發展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脈基因中。春秋鼎盛時期,盟會從傳統的諸侯國之間互相兼并、黨同伐異的軍事聯盟轉變為消除紛爭、團結諸侯國的紐帶。齊桓公以“尊王攘夷”號召諸侯,主持的盟會中影響最大的是“葵丘之盟”(《左傳·僖公九年》),晉文公也號召諸侯“盟于踐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這一時期戰爭次數大大減少,社會呈和平景象。唐朝與吐蕃王朝建立“和親”關系,實現長期密切的和平交流。公元1005年,北宋和遼國雙方在權衡軍事行動的利弊得失后,締結了澶淵之盟。在之后的120余年里,兩國除了裁軍示信、相互尊重外,國內有大事或有征討戰事,都要遣使互相通知,對雙方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交流具有積極意義。

      中華民族血脈里并無稱王稱霸的基因。在國力強盛時期,只要周邊政權不侵犯核心利益,中原王朝的對外政策都以寬和為主。歷史上的朝鮮、越南等朝貢國家都有自己完整的國家機構,中原王朝不干涉其內政,不兼并其領土,更不存在剝削關系,以至于個別時期中原王朝因對朝貢國家的賞賜負擔過重而限制朝貢的次數和規模。

      中華民族的對外政策歷來重視和平交往與合作。明朝鄭和下西洋并未倚仗軍隊進行軍事占領和不平等貿易,而是真正的和平交流之旅。然而一些歐洲國家大航海后開啟了掠奪美洲、亞洲和非洲各國的殖民擴張以及對外戰爭。在西方國家的政治傳統中,戰爭是攫取領土、資源、人口和財富,實現國際霸權的方式。西方國家這種靠爭霸、殖民和戰爭獲得發展的舊道路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國堅決摒棄依靠侵略和擴張尋求發展的霸權道路。

      和平發展道路引領中國未來發展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依據時代發展潮流和國家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和”是貫穿新中國外交的主題詞之一。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獨立自主,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倡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核心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針對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毛澤東同志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該論斷也應用于新中國成立后對國家主權維護的斗爭中,包括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戰爭,1962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和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等。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作出了“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的論斷,對外開放成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國際關系處理上,中國堅持不以意識形態定親疏,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指導原則處理國際爭端,闡述了“中國永不稱霸”的誓言。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深化了對和平與發展的認識,認為“要和平、求合作、促發展已經成為時代的主流。維護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斷增長。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避免新的世界大戰是可能的,爭取一個良好的國際和平環境和周邊環境是可以實現的”。在國家關系處理中著眼綜合安全,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科學發展觀審視中國與世界的發展,提出“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最鮮明的特征是科學發展、自主發展、開放發展、和平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展”,著力構建各種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諧世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戰略選擇和鄭重承諾。”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同時,闡明了中國和平發展的原則和底線,即“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要在國際和區域層面建設全球伙伴關系,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

      不同的國家因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的差異會有不同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模式,在國家競爭中也會有不同的對外政策取向。中國需要穩定的國內環境與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的發展依靠的不是把問題和矛盾轉嫁給別國,更不會通過掠奪別國來發展自己。在各種復雜形勢下,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導和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從國家戰略利益出發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當然,我們追求和平的目標和維持和平的狀態也是有底線和原則的,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不容侵犯。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植根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開創了大國外交新局面。這既是中國共產黨賡續和平基因,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從根本上否定了“國強必霸”的陳舊邏輯,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

      [責任編輯:曲統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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