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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邊界:人類安全的現實挑戰與未來圖景

      ——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解析

      摘  要: 人類發展史說到底就是一部人類安全發展史。安全從“傳統”向“非傳統”擴展,表現為安全內容、安全形式、安全結果上的“非傳統化”。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視域下,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是相互交織、相互轉化、相互替代的,一個國家能否統籌好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直接體現出國家安全治理能力水平的高低。中國倡導的安全觀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推進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中國智慧,中國所踐行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為軍隊建設、軍民融合、深化“一國兩制”“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明確了時代方向。推進安全理念、法律、體制、隊伍、條件諸方面的轉型升級,才能更好為實現國家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提供堅實保障。

      關鍵詞:傳統安全  非傳統安全  全球安全觀  總體國家安全觀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從“傳統”向“非傳統”擴展,是二十世紀后半葉以來全球安全形勢的一大特征。如果說傳統安全主要是關涉主權與政權的國土安全、軍事安全與政治安全的話,那么非傳統安全主要是關涉社會與民生的經濟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以及新興領域安全。自從2001年我國正式在政府文件中使用“非傳統安全”一詞后,強調并重視“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 是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已成為我國構建高水平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共識。新時代我國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既包括傳統安全也包括非傳統安全,因而“統籌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是我國參與全球治理、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重要前提。

      新近爆發的烏克蘭危機,既有涉及主權、政權的國家間結構性沖突,又有涉及人權與人道的復雜歷史文化中的生存性危機;既有傳統戰爭方式的“特別軍事行動”,又有非傳統戰爭方式的“全面經濟制裁”;既有國家軍事武力的大量投入,又有非軍事人員的直接參與戰斗,以及考慮平民安全的人道主義通道設立等。展開在我們面前的正是一場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交織的“混合戰”。人類發展史說到底就是一部人類本于安全、基于安全、為了安全的“安全發展史”。從整個人類安全演化的歷史走向、現實挑戰與未來圖景來看,安全問題是“廣譜的”“交織的”“聚合的”,新時代更要求我們能重視和統籌好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

      歷史維度:傳統安全的“非傳統化”

      人作為群居性動物,一路從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聯盟不斷向城邦、國家以及大于國家的國際共同體走來,體現群居特點的“共同體”生活方式,建構起了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往方式。因此,從人類發展特有的歷史維度來看,人類發展史就是“生存共同體”的擴大史,當今國際關系演化的實質正是人的生存共同體關系的不斷放大。

      人類生存最早面臨的安全威脅,除了惡劣的自然環境,就是人類之間的“你死我活”的爭戰。人類社會從小規模級別的暴力、殺戮,一直發展到大規模甚至超大規模級別的如世界大戰,再到以“核平衡”的“確保相互摧毀”為前提的美蘇冷戰,直到進入21世紀的國際恐怖主義襲擊以及近期的俄烏沖突,從未擺脫過戰爭的夢魘。人類不管如何祈求和平,生存于能毀滅地球數十次的核武器存量下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即使在今天,美國仍在世界多地留有數百個軍事基地與數十萬駐軍;同根同源的俄烏之間仍然以兵戎相見,甚至俄羅斯還宣布俄軍核力量調至“特殊戰備狀態”??梢?,被稱為進入“智能時代”的人類并未從“戰爭”或各類軍事對抗的“安全困境”中走出來,這就是為什么以軍事安全為核心的傳統安全一直是國家安全的首要內容。

      值得關注的是,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安全的內涵不斷豐富,安全的外延不斷拓展,傳統安全開始向非傳統領域擴展,越來越多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威脅、危機超乎意料地接踵而來,甚至以軍事武力為標志的傳統戰爭也開始向“不對稱戰爭”“超限戰爭”“金融戰爭”“網絡戰爭”“混合戰爭”等“非傳統戰爭”形式擴展。傳統安全“非傳統化”成為了歷史的新趨勢,其主要表現有三:

      一是安全內容的“非傳統化”。當人類進入較文明時期即更多地用競爭來取代戰爭以后,西方強國首開傳統安全“非傳統化”的先河,他們的擴張策略從直接的軍事入侵與領土掠奪轉向了政治干預與經濟掌控,多采取“政治先行,軍事殿后;貿易開路,軍艦護后”的安全戰略。特別是當“資源”成為了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內容時,眾多的非傳統安全領域都順理成章地被納入到國家安全所考慮的范圍之內。如果說傳統國家安全的主要內容是維護主權與政權的軍事安全、政治安全與國土安全,那么如今國家安全的內容大大擴展,眾多的安全領域如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生物安全、海外安全、太空安全、海洋安全、極地安全等都被納入國家安全范疇。與此相應,全球化導致的國家之間相互依賴性的增強,人類共同面臨的安全威脅如環境安全、人口安全、公共衛生安全、水資源安全等不僅影響國家發展,而且也需要各個國家共同來承擔相應的責任,這樣全球性與區域性的非傳統安全內容也就與國家安全相緊密關聯。

      二是安全形式的“非傳統化”。安全內容的“非傳統化”必然帶來安全形式的“非傳統化”。傳統安全的重心是國家安全,安全主體是國家行為體,安全性質是免于軍事入侵或軍事武力的威脅,其安全態勢短期可預測,維護力量是非全民性,維護前提是認同的一致性,安全維護內容是專門化的“片面單一性”。而非傳統安全的重心是人的安全、社會安全,安全主體是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安全性質是免于非軍事武力威脅,其安全態勢短期不可預測,維護力量具有全民性,維護前提是認同的復合性,安全維護內容是全面化的“全面綜合性”。[1]安全形式的“非傳統化”概括起來有三方面:首先是“非軍事化”,一方面是攻擊手段的非軍事化,如在國防部下設立“網軍”,一不拿槍二不拿炮,但網軍的攻擊性卻能令世人震驚;再如用無人機定點清除“目標”(敵方將領)的“斬首行動”同樣讓人側目。另一方面是傳統戰爭方式的非軍事化,通過越來越頻繁的“貿易戰”“金融戰”“資源戰”“科技戰”“信息戰”來實現其傳統安全本來想要實現或者本來難以實現的目標。其次是“低政治化”。安全越來越與日常生活緊密關聯,安全的指涉對象擴展到了空氣、水、環境、能源、食品、公共衛生、信息、網絡等“低政治”領域,甚至這些“低政治”領域的安全問題經常性地進入國家的重要安全議程。再次是“非對稱化”,恐怖主義襲擊、海盜猖獗、跨國有組織犯罪等都是非國家行為體對國家行為體的“非對稱”式的挑戰,也帶來了國家安全維護上“非對稱安全”的眾多難題。

      三是安全結果的“非傳統化”。傳統安全威脅對象有相對明確性,而傳統安全“非傳統化”后,其安全威脅的對象難以有相對的明確性,也就是說安全結果將更多的是針對不特定人群的“普遍性危害”。以“金融戰”為例,一場“金融風暴”席卷全球,絕大多數國家與民眾深受其害;再以“恐怖襲擊”為例,恐怖行為往往濫殺無辜平民,引發普遍恐慌;或以“生物戰”為例,一場“不明病毒”席卷全球,更使整個世界與無數民眾均被卷入災難深重的困境之中。甚至有的非傳統安全威脅還是一種具有未來可能性的“不知的未知風險”(unknown-unknown risk),它的危害可以是跨越“代際”的,因而其破壞性后果更是難以估量的。

      傳統安全的“非傳統化”還可以從過程、手段、路徑等方面進行闡述。然而傳統安全“非傳統化”的趨勢業已顯明,安全是一個動態演化的概念,“非傳統”不斷地從“傳統”中分化出來,卻可能在未來被歸入“傳統”之中,而未來社會又會創化出新的“非傳統”讓人們去認識和把握,這也啟示了我們需要站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高度來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

      現實挑戰: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

      人類安全的“總體性”“復合性”“場域性”表明對安全的“傳統”與“非傳統”的區分是相對的、暫時的、因時空而定的。不僅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有著難以確定的領域邊界,而且在總體國家安全觀視域下,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之間往往是緊密關聯、復合交織、演化轉變的。

      第一,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傳統安全的“非傳統化”本身就表明,傳統安全與非傳統是相互交織的。如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中的恐怖主義襲擊,就需要動用軍事力量進行打擊與防控;要打擊索馬里海盜的猖獗與保護本國商船,就需要動用遠洋海軍。再如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凡涉及非法制造槍支及其零部件和彈藥的,涉及各類非法武器販運的,以及涉及制毒、販毒、洗錢與非法偷渡等,在特定情況下也多需要動用軍事力量進行有效參與。無論是打擊恐怖主義、 海盜還是跨國有組織犯罪,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關聯緊密而難以拆解。

      第二,傳統安全威脅轉變為非傳統安全威脅。如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向越南農村噴灑俗稱為“橙劑”的落葉劑(以及失能性毒劑:BZ毒劑、CS刺激劑等),以求能夠發現隱藏在森林和草叢中的北越軍隊。結果大面積的植物在生長期便落葉死亡,眾多野生動物棲息地被破壞,土地和水中含有大量有毒成分,進而導致了嚴重的生態災害與人體災難,約有100萬越南人死亡或身患各種惡疾包括癌癥,而且受過落葉劑傷害的人,他們所生的子女智力遲鈍,身體畸形。[2]甚至至今落葉劑的嚴重后果仍在延續,成為了難以消解的非傳統安全威脅。

      第三,非傳統安全威脅可以轉變為傳統安全威脅。如石油資源是一種重要的能源資源,一般歸屬于非傳統安全中的經濟安全領域。但石油安全與傳統軍事安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如以石油為燃料的遠洋海軍、與石油緊密關聯的外太空戰略和核戰略、盜取石油的海盜活動、產油區安全局勢、國際原油價格、石油消費帶來的氣候變暖等,都交織著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因素。由于石油資源直接與國家安全相關聯,石油危機來臨非傳統安全威脅便迅速轉變為傳統安全威脅,人類社會已因石油危機而爆發過四次石油戰爭。

      第四,用傳統安全手段達到非傳統安全目的。促成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轉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技術被人類使用時所呈現的雙重特征:如核技術既可以用于民事的功效巨大的能源開發,又可以成為摧毀力無比的殺人武器;生物技術既能用于免于匱乏的脫貧事業,又可以成為輔助戰爭的兇惡幫手;信息網絡既可以用于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可以成為恐怖主義的天然戰場。不少國家為了應對網絡安全威脅,紛紛在國防或軍事部門成立“網軍”,以期通過軍事力量的介入來實行網絡安全的維護或網絡攻擊。因而,以傳統安全為手段來實現非傳統安全目的,成為了國家安全的重要方面。

      第五,用非傳統安全手段達成傳統安全目的。這包括:以經濟戰、金融戰、貿易戰、科技戰、信息戰等為手段,或以非國家行為體、非正式組織等為載體,或以“顏色革命”“政治代理人”等方式來實現傳統安全目的。如美國充分利用各種國際大眾傳媒、網絡、非政府組織,實現其明顯的軍事與政治戰略意圖;以技術援助、文化交流、發展合作等非傳統安全手段為外在形式,以達到傳統安全目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強調,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誰控制了貨幣發行權,誰就控制了世界。由此,用非傳統安全手段來實現傳統安全目的成了現代國家間“非傳統戰爭”的一種首選的策略。

      第六,全球化導致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纏繞。全球化的“介質”使安全問題具有“跨國性”“普遍性”與“共治性”的特征。例如,信息安全威脅、流行性疾病、金融危機、食品不衛生等問題一旦以全球化的工具(如現代傳媒、航海、航空、通信、互聯網等)為“介質”,便會迅速跨越其源起的安全場域,威脅和破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生存狀態,不斷“越界”“外溢”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流行性疾病、恐怖主義、核安全威脅等問題突破傳統的安全場域,反過來又對全球化進程產生全方位的影響,乃至成為全球性的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交織”的危機。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至今,再次證明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公共衛生問題越來越對人的安全、國家安全乃至全球安全構成重大挑戰。公共衛生問題涉及大規模傳染疾病與潛在的生物恐怖(如生物恐怖主義與生物戰爭),二者相互交織,只有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才能有效應對此類危機。

      第七,不發展導致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重疊。不發展包括三個方面,即“未發展”(undeveloped)、“有待發展”(underdeveloped)和“發展不當”(improperdeveloped)。例如,在一些國家與地區核心發展技術缺失、民主的基本制度基礎缺失而累積、引發的貧困、疾病、性別嚴重不平等是因“未發展”而導致的常態非傳統安全問題,并成為可能導致暴力沖突與武裝政變的重要潛在誘因,威脅著現行政權的持存。又如,“有待發展”和“發展不當”因素常引發認同沖突、權力失控、公信力缺失、經濟失衡、法治受挫、產權缺失、信息失真等方面問題,繼而引發群體間暴力沖突、環境破壞、流行疾病、食品危險、能源惡性競爭、恐怖襲擊等安全問題,導致政局動蕩與政權不穩。

      未來展望: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

      要實現安全與發展、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國外安全與國內安全、自身安全與共同安全、國土安全與國民安全的“全面統籌”,特別是要打造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需要確立新時代的新安全觀。安全觀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它是安全認知與安全思維的理性表達,而且還是應對安全挑戰與安全困境的理念指導;不僅是安全學科建設的理論前提,而且是安全體系建構的基準坐標。簡言之,人類安全的未來圖景首先體現在以人類為本位的“全球安全觀”之中,國家安全的未來圖景則體現在以人民為本位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之中。

      中國倡導的“全球安全觀”

      當今的中國是世界之中國,中國全球角色的形成呈現了這樣一個邏輯:新中國成立前30多年,為獲得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力求通過改造自己而改造世界;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面對被孤立與被封鎖形勢先是堅決對抗后是全面和解,力求通過改造自己而影響世界;改革開放后近30年,努力與世界潮流對接,力求通過改變自己而適應世界;進入新世紀后的20年,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旗幟,力求通過提升自己而塑造世界。[3]與此相應,特別是20世紀末以來,中國先后提出了倡導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倡導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的“亞洲安全觀”,并在“亞洲安全觀”基礎上提升出了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全球安全觀”。“全球安全觀”的宗旨是“人類命運共體”的共同打造,重點是統籌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目標是基于合作的普遍安全與可持續安全,其主要途徑有:

      在人類與自然層面,提倡構建人類與自然的命運共同體,以推進生物圈安全理想圖景的實現。中華文明歷來崇尚“天人合一”,強調天、地、人之間的共生關系,因而推行“道法自然”,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和合共享。要推進全球生態環境治理,統籌好人與自然層面的關系十分重要。“人類與自然命運共同體”是生態文明與生態安全提升為世界話語的重要標志,也是中國人總體性智慧的適時表達與價值歸趨。

      在人類整體層面,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推進“地球是我們的共同家園”天下大同觀的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人類今天所處的安全環境仍然堪憂,地區沖突和局部戰爭持續不斷,恐怖主義仍然猖獗,不少國家民眾特別是兒童飽受戰火摧殘。”[4]為了讓各國一起走和平發展道路,實現世界長久和平,人類文明的必然訴求是摒棄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舊思維,摒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因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是全球治理走出“安全困境”的必由之路,這一中國方案也是基于人類安全的頂層設計,不僅被寫入聯合國的決議中,而且特別地被寫入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中,其對全球安全治理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國際層面,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總理念,按國家與全球、國家與區域、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同層次,倡導構建各類具體命運共同體,以推進新型國際關系即“真正的多邊主義”的實現。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相應,中國提出了以全球安全觀為指導的、力求推進全球安全治理的多種類型的命運共同體倡議,如強調一致政治指向、共同國際責任、公共安全機制、密切國際合作、先進核安全文化的“全球核安全命運共同體”,強調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科學施策、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復蘇的“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強調開放包容、創新增長、互聯互通、合作共贏的“亞太命運共同體”。除此,還提出了共同打造“瀾湄國家命運共同體”,共同簽署了《關于構建中老命運共同體行動計劃》等等。

      中國踐行的“總體國家安全觀”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所強調的,中國國家安全方略是:“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安全是一個具有總體性、交織性、動態性與強弱性的社會場域,國家安全的不同領域不僅緊密關聯而且不可分割??傮w國家安全觀涵蓋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并創設了這樣一個“安全之境”:安全是一種跨越邊界的狀態,因而既要重視外部安全,又要重視內部安全;安全是一種相互關聯的結構,因而既要重視國土安全,又要重視國民安全;安全是一種整合關系的場域,因而既要重視傳統安全,又要重視非傳統安全;安全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條件,因而既要重視發展問題,又要重視安全問題;安全更是一種普世共享的價值,因而既要重視自身安全,又要重視共同安全。因此,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中,離散的、局部的、本位的、傳統的安全理解被超越和提升,安全不僅僅是一個個“事件”,還是“社會場域”中的一種“條件”、一種“結構”、一種“價值”,因而要維護國家總體安全就必須統籌好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

      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對人民軍隊建設提出了時代要求。人民軍隊除了能捍衛祖國統一,有效維護國家領土、領空、領海主權和安全,還必須具備維護新型領域安全與利益,維護海外安全利益的能力。在參與全球安全建設中,“軍事戰略的視野必須突破本土周邊,放眼全球,軍隊既要有打贏戰爭的能力,又要具備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促進世界和平的能力,對于我軍來說就是要增強海外非戰爭軍事行動的能力”[5]。

      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對軍民融合發展提出了時代要求。目前軍民融合發展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并被納入到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總體設計與統籌推進中。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就要求落實軍民結合、寓軍于民的方針,并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一是要在重點建設領域著力,推動軍地海洋、太空、空域、測繪、導航、氣象、頻譜等資源的互通互補互用;二是要在完善軍地統籌建設運行模式上著力,推進軍事力量與各領域力量綜合運用,建立完善軍地聯合應對重大危機和突發事件行動機制;三是要在健全國防動員體制機制上著力,建成與打贏信息化戰爭相適應、應急應戰一體的國防動員體系。[6]

      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對深化“一國兩制”實踐提出了時代要求。“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創造,但又是一個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交織的“復合命題”。“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體現的是與中央全面管治權相關聯的憲制秩序與制度安全,涉及到國家主權與政權維護;“兩制”是“一國”基礎上的具體運用,體現的是與高度自治權相關聯的特別行政區的相對獨立自主與治理,涉及到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等民生權利的維護。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一方面要強化主權與政權維護,我國先后制定了國家安全法、反間諜法、反恐怖主義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等,以堅決防范和打擊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以及利用特別行政區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行為,打擊一切危害國家安全的極端分子;另一方面要強化社會與民生權利的維護,依據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正確行使高度自治權,并運用“兩制”所帶來的福利和好處,保護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合法權益和自由,在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同時把新一代培養成“一國兩制”事業的傳承者、實踐者,維護者。

      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對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提出了時代要求。傳統安全的視域中,民族問題具有跨國的“溢出性”,往往會與境外勢力產生關聯,甚至會成為境外勢力進行顛覆與分裂活動的導火索,危害國家安全與政權穩定;而在非傳統安全視域中,民族問題更多的是一個與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經濟安全相關聯,需要鼓勵“各美其美”的多樣性與“美美與共”的包容性發展。國家安全是守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保障,中華民族共同體又是構筑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價值基礎。多元一體格局式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為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提供了最佳路徑,也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多元一體”式的現實樣板。

      總之,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是“不安全時代”的重大命題,國家治理要有“危機意識”,還要有“治理能力”。中國先哲的警示之言“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啟示意義重大,其出自《易經·系辭》,“危者”指感受到危險者,“易者”指大意輕敵者,含義可理解為:時時警惕危險的居安思危者能平安無事,無視或輕視生存環境隱藏風險者會傾覆無存。面對傳統安全“非傳統化”、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全球安全治理深陷“安全困境”的當下,是否有危機意識與應對危機的治理能力至為關鍵。我們要努力克服安全理論體系、安全法律法規、安全體制機制、安全隊伍條件、安全治理能力等方面尚存缺失與不相適應等的問題,推進安全理念、法律、體制、隊伍、條件諸方面全面的轉型升級,以求為實現國家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提供最堅實的保障。

      【本文作者是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注釋

      [1]余瀟楓主編:《非傳統安全概論(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上卷第33頁。

      [2]黃波等編著:《核生化武器》,北京:軍事誼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152頁。

      [3]余瀟楓:《論中國如何參與全球安全建設》,《國際關系研究》,2014年第2期,第4頁。

      [4]習近平:《為建設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園貢獻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的講話》,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3/26/c_1124286585.htm,2019年3月26日更新。

      [5]張磊:《總體國家安全觀與“五種辯證關系”芻議》,《新西部(中旬刊)》,2016年第8期,第66頁。

      [6]《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5/Document/1435161/1435161.htm,2015年05月26日更新。

      責編:李 懿/美編:石 玉

      Crossing Borders: Present Challenge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Human Security

      —An Analysis of Coordinating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Yu Xiaofeng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is that of human security development. The expansion from “traditional” security t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 manifested in the “non-traditional” shifts in the content, form, and outcome of security. With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re interwoven, interconvertible, and inter-replaceable. The coordin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directly reflects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security philosophy advocated by China offers Chinese wisdom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promoting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It has also charted a clear course of our times for the military development, the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and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Only by advanc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ecurity philosophy, law, institution, personnel, and conditions can we provide the strongest guarantee for high-quality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national security.

      Keywords: traditional securit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global vision of security;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責任編輯:程靜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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