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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應對新形勢下我國外部經濟環境的深刻變化

      ——基于主要變量及其發展走向的分析

      摘 要:入世20多年來,中國的快速發展和經濟體量增大帶動了世界經濟發展,推動了世界經濟格局的重構,改變了長期以來發達國家對世界經濟的主導乃至壟斷局面。當前,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經濟增長持續放緩,國際經濟格局深度調整。中國也面臨著復雜的外部環境變化與挑戰,出口增速回落,外部政策溢出效應輸入風險增大,產業鏈重構和調整帶來嚴重沖擊等,對此,我國應積極采取應對措施,包括實施好“雙循環”戰略,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人力資本池優勢,推進全面數字化改革,以高標準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治理。

      關鍵詞:世界經濟 外部環境 新冠肺炎疫情 經濟民族主義 全球產業鏈重構

      中圖分類號F201文獻標識碼A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逆全球化思潮泛起,中美經貿摩擦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和長期化態勢,給世界經濟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對國際貿易、對外投資、消費等經濟活動造成巨大沖擊,對各國的深層次影響持續發酵。當前國際環境與政策走向更加撲朔迷離,給我國個體企業、總體對外經貿形勢以及經濟發展帶來廣泛而嚴峻的影響。

      世界經濟總體走向變化

      全球化進入深度調整階段??v觀近現代,全球化主要是發達國家驅動的,而如今發達國家內部出現比較明顯的反全球化浪潮,經濟民族主義抬頭。“脫鉤”與“戰略自主”成為美歐發達國家的戰略重點,美國針對中國和歐洲發起貿易戰,意在構筑美國主導的新的國際多邊與雙邊自由貿易架構;歐盟領導層從2020年以來逐步構建“歐洲戰略自主”的政策體系,涵蓋產業戰略、貿易政策、歐元區金融架構、處理美歐關系的戰略和增強歐洲主體地位的全球治理構想等,強調確立歐盟自主掌控的“經濟主權”與“技術主權”。重新抬頭的資源民族主義或許會成為一種長期現象。多邊貿易體系WTO上訴機構停擺,WTO改革談判達成共識困難重重,全球貿易自由化談判進程緩慢。

      區域經濟合作趨勢增強。全球范圍的多邊主義轉向區域多邊主義或者雙邊主義。比如,作為當前最大的區域性合作組織,APEC海納百川,橫跨太平洋兩岸,但是由于其成員國在經濟、政治制度和發展水平方面差異巨大,成員之間關系錯綜復雜,其經濟合作進程中的利益沖突激烈,導致合作進程艱難。美國的競爭性多邊主義也阻礙了全球化進程。同時,隨著各區域內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全球治理方式出現相應變化,合作性、包容性的區域多邊主義趨勢增強,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區域合作協議正蓬勃發展。

      全球新一輪科技變革和產業革命正在孕育興起。這一進程將催生更加豐富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并對全球產業鏈、創新鏈、價值鏈產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影響,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新一輪變革也提供了一個“機會窗口”,緣由在于新一輪的產業革命所依托的變革性新技術尚處于初期階段,多種技術還可能處在摸索、交織和碰撞階段,相關規則也仍在初建階段,新的競爭賽道涌現,這將為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各經濟體創造更多的新機遇,也將重塑各國經濟競爭力和全球競爭格局。

      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長軌跡與前景。受疫情影響,全球經濟在2020年上半年步入低谷,此后2021年下半年的經濟復蘇呈現了速度快、結構重塑、地區輪動復蘇等態勢??v觀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美國、歐盟、日本和東盟:對于美國,2020年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下降5.0%,遭遇了自2009年以來最大降幅,第二季度按年率計算下滑32.9%,創20世紀40年代以來最大降幅;2021年增長5.7%,不僅高于世界經濟平均增速,還創下其1984年以來最高記錄。對于日本,作為外向型經濟體,進出口貿易受疫情的影響首當其沖,連帶影響其經濟增長。據預測2021整年的GDP約為5.1萬億美元[1],和2020年相差不多,由于疫情反復、貿易收支出現逆差等原因,經濟停滯不前。對于歐盟,根據歐盟統計局數據,2020年一季度經濟同比萎縮2.7%,環比下降3.5%;德國一季度GDP環比下滑2.2%,創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大降幅;法國一季度GDP環比下降5.8%,成為自1949年以來最大季度降幅[2]。根據歐盟委員會發布的2021年秋季經濟預測,歐盟經濟從新冠肺炎疫情中復蘇速度快于預期,但經濟增長前景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仍然很高,預計歐盟經濟在2021年、2022年和2023年將分別實現5.0%、4.3%和2.5%的增長。對于東盟,2020年受疫情影響經濟大幅萎縮,菲律賓和泰國分別收縮9.6%和6.1%,其他國家平均比疫情前低5%;2021年總體看,新加坡增長7.2%,是東盟中率先復蘇的國家,其余國家仍然面臨著較大的增長缺口,其中越南和印尼4個百分點左右,馬來西亞和泰國5個百分點左右,菲律賓高達9個百分點[3]。

      總體看,全球經濟走向呈現“V”字型。疫情暴發伊始,各國經濟形勢迅速“惡化”,情況極為嚴峻,2020年全球GDP深度衰退幅度3.3%,遭遇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展望未來,全球經濟整體上行進而回歸中長期發展軌道,但仍面臨著風險。雖然短期內,疫情給各主要經濟體帶來的創傷巨大,但隨著各國防疫措施升級和應對疫情能力提升,疫情沖擊對世界經濟的損害明顯減弱,各國快速采取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措施也推動了經濟復蘇?!妒澜缃洕S皮書:202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指出:2021年是全球經濟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大幅度衰退以來進入快速復蘇的一年。2021年的全球經濟復蘇是“強刺激”加上低基數等因素下的報復性反彈,經濟增速達到6.0%左右。這意味著,全球經濟總體收復失地,兩年平均增長約1.3%左右[4]。值得注意的是,奧密克戎引爆全球新一輪疫情,世界銀行2022年1月《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將2021和2022年全球經濟增速分別下調0.2個百分點,未來全球經濟運行仍面臨著風險。

      全球產業鏈的重構和調整。疫情在全球范圍暴發后,世界各國普遍受到嚴重沖擊,基于對安全的評估,多國采取邊境、貿易等限制措施,嚴重干擾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分銷網絡。國際分工的專業化和細化,一方面導致部分產業鏈過度集中于某個區域,另一方面導致其分工布局逐步走向局部化和碎片化,進而在沖擊面前暴露出全球產業鏈整體的脆弱性。受疫情沖擊,一度造成嚴重的“斷鏈”風險,出于保證供應鏈的安全和彈性以及分散風險的考慮,各國企業采取縮短供應鏈、擴大庫存等方式應對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并且紛紛加快產業回流的戰略部署。簡而言之,諸如新冠肺炎疫情之類的黑天鵝事件沖擊,疊加逆全球化思潮,以及產業鏈競爭在國家競爭中重要性的上升,原先基于效率優先的國際分工和專業化的全球產業鏈布局模式將調整,轉向在追求效率的同時兼顧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和韌性以及自主可控,全球產業鏈重構和調整,呈現產業鏈區域化、短鏈化、備份化趨勢。未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更可能在全球不同地區區域化或集群化生產,如在美洲、歐洲、亞洲、非洲等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產業鏈集群,既能實現全球的水平分工,又能實現垂直整合的生產關系。

      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環境變化與挑戰

      出口增速或將面臨回落壓力。2020年下半年以來,一方面中國工業品部門強勁復蘇,另一方面歐美國家供給和需求缺口維持在高位,雖然有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但是我國出口仍逆勢增長。隨著歐美各國疫苗研發推進和接種率提升,以及各國不同防疫政策的有效實施,疫情第二波沖擊對世界經濟的損害明顯減弱。世界衛生組織在2022年1月19日舉行的第十次針對COVID-19討論國際突發事件的會議提出,各國應該取消禁令和限制。自2022年2月1日起,歐盟27國全面開放邊境,取消入境限制政策和入境隔離政策;2月1日后,美國不再統計新冠病毒感染人數。歐美等世界各國相繼宣布疫情結束全境開放。各主要經濟體加大政策調整的方向與力度,全球經濟呈現復蘇趨勢,各國生產逐漸恢復。因此,歐美國家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其需求復蘇對中國的出口提振作用反而可能比較有限,出口增速或將面臨回落。

      外部政策溢出效應輸入風險。大國的經濟政策存在國際外溢效應。因此,主要發達經濟體為維持增長、刺激復蘇、應對通脹而出臺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對其他國家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如果其政策失當或者采取不負責任的政策,將會給其他國家帶來政策溢出效應輸入風險。中國如今與各大發達經濟體緊密相連,因而無可避免地受其政策變動影響。嚴佳佳和何梅蓉(2021)的研究表明,美國的貨幣政策會引發我國金融周期與經濟周期波動[5],吳安兵等(2020)發現美國財政政策對我國實體經濟存在動態溢出效應[6]。疫情初期,為實現經濟復蘇,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采取非常規、大幅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包括注入巨大體量的流動性、極低利率和大規模紓困的財政刺激政策。隨著疫情逐漸得到控制,各國經濟將逐漸向常態回歸,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存在收緊的可能。隨著美國和歐盟貨幣政策可能出現的轉向,全球流動性從極度充裕逐步轉變為充?;蛑行?,導致利率中樞上移,全球金融市場或面臨重大調整,乃至發生市場動蕩。英國通脹率上行壓力增大,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桑德斯表示要為“大幅提前”的加息做好準備。對于中國,由于他國政策的外溢效應,央行可能跟隨縮減貨幣政策刺激,帶動金融條件收緊,融資環境受到影響,中小企業、低評級企業融資成本將增加,信用違約與破產風險加大,進而抑制投資與經濟增長。同時,擴張性財政政策受到掣肘。

      產業鏈重構和調整帶來沖擊。經濟全球化高潮進入停擺階段,全球供應鏈出現收縮趨勢,疊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各國采取各種產業和貿易政策措施保證供應鏈的安全和彈性,全球產業鏈重構呈現區域化、短鏈化、備份化的趨勢。作為世界工廠,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制成品生產中心,是全球供應鏈的核心環節,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全球產業鏈重構的影響,而且很可能成為全球供應鏈和生產布局調整壓力的主要承受者。一方面,疫情會加速中國部分產業鏈的外遷步伐。疫情前,基于中美經貿摩擦、中國勞動力等成本上升的背景,中國本土一些中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鏈、資源密集型產業鏈、代工型產業鏈已經開始外遷進程,主要的外遷目的地是勞動力成本和關稅較低的東南亞各國,同時還考慮開拓歐洲、非洲等新市場以尋求替代性的需求,以及鄰近美國但關稅較低的美洲國家以規避關稅沖擊。疫情后,受產業回流戰略政策導向的影響,各國會降低在中國生產的產業鏈比重,中國的中低端產業鏈可能繼續外遷。另一方面,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產業鏈呈現區域化趨勢的背景下,中國面臨被排除在某些區域產業鏈之外的風險。比如,由發達國家主導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美歐日等近年來簽訂的若干高標準自貿協定,如《美墨加協定》(USMCA)、《歐日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EPA)等,這些中國并未參加的高標準區域性協定會進一步強化北美、歐洲和亞洲三大板塊的區域化屬性,也會導致中國的產業鏈面臨被排除在外的風險。

      技術引進難度增加,科技脫鉤風險加大。我國改革開放后經濟高速發展,引進、消化、吸收來自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新形勢下,一方面,隨著全社會研發投入的快速增加、產業集群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突出作用,以及科研創新生態的不斷健全,我國科技研發和創新能力得到整體提升。因此,能夠從發達國家引入的技術領域和范圍逐步縮小。另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對于我國在技術上的防范心理和措施加大,導致很多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面臨“卡脖子”問題。在“技術危機感”蔓延于美國政界的背景下,和中國科技掛鉤緊密的美國很可能會在權衡貿易利得、本國產業利益的基礎上,收緊對華技術出口管制,有選擇性地遏制中國科技發展,甚至在局部領域推動技術“脫鉤”,比如在一些中國急需卻又無法實現自給的核心技術上,尤其是在與中國存在較大競爭的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三大重要領域。一旦西方發達國家實施限制性措施,科技脫鉤效應顯現,我國眾多關鍵技術面臨“卡脖子”問題,這將給我國科技和產業發展帶來巨大挑戰,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將受影響。

      更多更嚴苛國際規制壁壘的挑戰。發達國家未來可能聯手制定更高的規制標準應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包括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把非碳化與國際貿易掛鉤等。數字貿易方面,一方面,我國數字貿易蓬勃發展,逐步鞏固數字貿易大國地位;另一方面,用戶隱私安全、互聯網絡安全、技術標準等領域的相關規則還不盡完善,統一的規范性的細化文件還有待完善,跨境電商實體對規則的認知參差不齊,且網絡技術和發達國家還存在一定差距。綠色經濟方面,發達國家將全球氣候問題與貿易、投資和金融等掛鉤,成為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手段,并以此協調單邊主義,如歐盟建立的碳邊境調節機制,試圖通過征收“碳關稅”來解決“碳泄漏”問題。在我國正處于從高碳經濟增長模式向低碳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關鍵階段,發達國家的此種做法不僅加大我國低碳經濟轉型的不確定性和成本,而且嚴苛的綠色壁壘也給我國未來在國際綠色非碳產品中的貿易管理帶來巨大挑戰。

      應對外部環境變化挑戰的措施

      實施好“雙循環”戰略,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良性互動。從國內大循環角度,經濟規模和服務業比重越大,國內循環的比重越高。我國幅員遼闊、規模龐大,潛在內需巨大,可以更多依靠國內消費。因此,要堅持擴大內需戰略,增強發展內生動力,一方面,收入分配中增加勞動要素報酬份額,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繼續深化教育、醫療、住房等領域改革,減少消費者后顧之憂。從而刺激消費,擴大內需。龐大市場可為國內產業發展升級提供廣闊空間,為不斷開展技術創新提供持續的市場支撐。進一步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建立健全相關市場的法律法規,提升國內市場一體化水平,從而推動國內大循環的可持續發展。從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角度,提高對外開放和“走出去”的水平和質量,以國內巨大需求市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以高質量的企業、產品、服務“走出去”打造“中國制造”品牌特色,發揮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建設并服務于國內市場,全面重構內需與外需的關系,推動中國未來的高質量發展。

      以創新促發展,充分發揮超大規模人力資本池優勢。創新發展方面,我國科技創新能力發展勢頭強勁,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我國排名第12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經濟體。并且,我國研發人員總量、發明專利申請量等指標位居世界首位,研發經費投入快速增長。高質量人力資本方面,我國“工程師紅利”初現,基礎教育鞏固發展,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據統計,我國受過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高技能勞動力已超過1.7億人,每年高等院校畢業生保持在800萬人左右[7]。需要補充的一點是,改革開放早期,我國優秀年輕人出國留學,學成后回國的比例很低。但現階段,留學生中畢業回國比例逐年上升,并且有一部分早年出國學有所成的群體也加入回流隊伍。因而,如果說在早年國人擔憂年輕人出國留學造成人才流失(Brain Drain),那么現階段進入海外人才收割期,國外將成為我們的人才銀行(Brain Bank)。這些都為創新發展積蓄了豐富的人力資本池。因此,要推動教育改革,提高人口質量,擴大人才蓄水池,重視挖掘和釋放“工程師紅利”,為發展創新驅動型經濟創造有利的人才條件。大力促進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資金鏈、政策鏈“五鏈”融合,從而推動科技創新成果的有效轉化,讓創新成為經濟發展的核心推動力。

      推進全面數字化改革,促進產業數字化、智能化、高級化轉型升級。數據作為繼勞動、土地和資本之后又一個重要的生產要素,將帶來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重大變革。根據有關測算,到2025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將達到32.7萬億元,年均增長率達到11.3%[8]。針對數字化改革,要加強數字技術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其普及水平;并加強網絡安全、隱私保護、數字標準等相關規則的制定,規范化市場主體行為。關注大數據時代衍生的消費者新需求,借助數字化互聯網平臺建設和推廣,大力推進數字化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充分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在經濟管理領域的應用,建立健全產業鏈數字化治理體系,推動產業鏈整體性、智能化轉型升級,助推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體系現代化。

      以高標準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重構我國對外開放的經濟格局,在擴大和優化開放過程中對資源配置進行整體重組。積極參與全球貿易規則重構,積極推進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DEPA(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進程,充分發揮在RCEP協議(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中的主導地位,通過參與高質量協議,推動區域貿易投資一體化,有效利用和更好地參與亞洲產業鏈價值鏈,逐步提升自身的亞太地區分工地位,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改革,推動更高質量發展。

      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治理,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綠色發展、全球價值鏈深化和調整等全球化重構的背景,新規則與政策的出臺與完善迫在眉睫,中國應積極關注新經濟、新模式、綠色發展等國際治理領域中的重要發展議題,并積極參與新規則的構建,提升中國在國際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改革和完善。同時,拓展國際合作新空間,借助“一帶一路”倡議,加強與沿線各國的合作,選擇重點領域進行突破,維護更為穩定、互利共贏的雙邊和區域經貿關系。將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力提升投射到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在未來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杭州量知數據科技首席經濟學家;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數字經濟時代中國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變革研究”(項目編號:20ZDA103)階段性研究成果;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曹婷婷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2021年世界三大經濟體GDP:美國23萬億,中國17.7萬億,日本呢?》,數字財經智庫,https://www.163.com/dy/article/GUQ97NNO0519TG73.html,2022年1月28日。

      [2]王子辰:《“歐盟今年第一季度經濟顯著下滑”》,新華網,2020年4月30日。

      [3]CEEM《全球宏觀經濟季度報告總覽:2021年冬季全球宏觀經濟運行與分析》,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http://nigscass.cssn.cn/zkbg/202202/W020220207414520191848.pdf.,2022年1月12日。

      [4]王家強:《中銀研究:疫情下的全球經濟復蘇進程與中長期趨勢——從總量到結構的解讀及政策建議》,新浪財經,2021年9月17日。

      [5]嚴佳佳、何梅蓉:《美國貨幣政策對我國經濟金融周期的影響研究》,《國際金融研究》,2021年第4期,第10頁。

      [6]吳安兵、黃寰、張燕燕:《美國財政政策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動態溢出效應研究》,《世界經濟研究》,2020年第8期,第19頁。

      [7]《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人民日報》,2020年11月06日,第09版。

      [8]王舒嫄:《劉連舸:“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存在五方面新動能》,中國證券報·中證網,2021年5月22日。

      責編: 蔡圣楠/美編:石 玉

      Cope with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China’s Exter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the New Era: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Major Variabl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Directions

      Song Huasheng

      Abstract: More than 20 years after it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d economic aggregate have driv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restructuring the world economic landscape and changing the long-standing dominance and even monopoly of developed countries over the world economy. At present, globalization is experiencing a headwind, world economic growth continues to slow dow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ndscape is undergoing a deep restructuring. China is also facing complex chang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with export growth falling back, the risk of external policy spillover into the domestic landscape increasi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and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chains bringing serious impacts. We should implement the “dual circulation” strategy,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our large human capital pool, promote comprehensive digital reform,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high standards of openness, and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Keywords: world economy; external environment; COVID-19 pandemic; economic nationalism;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restructuring

      聲明:本文為《國家治理》周刊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國家治理周刊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

      [責任編輯: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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