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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代需要新世界史觀

      世界政治研究在中國有悠久傳統,古代的天下觀且不說,中國共產黨曾提出了關于世界政治的一系列經典命題,比如在革命時期提出了論持久戰的戰略思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前30年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在改革開放之初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在新時代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這些都是新的世界政治命題。

      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資源與中國的世界政治教育傳統

      為什么有這樣的命題?首先,我們需要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資源。作為共產黨最直接的思想來源,《共產黨宣言》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列寧關于世界革命的思想也是中國共產黨重要的思想資源。其次,我們再看中國共產黨世界政治研究的實踐傳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是世界革命的政黨。共產國際二大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東方問題”,其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決議主要是針對巴黎和會的。由英、法、美操縱的巴黎和會對中國知識界轉型很重要。巴黎和會之前,中國知識界清一色親美,巴黎和會之后開始“左傾”化,親蘇俄,他們突然發現只有蘇俄是為中國說話的。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中共一大的決議將其定位為國內政黨,目標是打倒國內腐敗政府,到中共二大的時候,與共產國際二大相呼應,扛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延安時期抗日軍政大學則開設了世界政治的課程。中國共產黨具有世界眼光,并形成了中國的世界政治教育傳統。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形成了“一系一所”建制,即國際政治系加一個研究所。三校“一系一所”加總起來搞的就是世界政治研究。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鄭重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

      開展以地區國別研究為基礎的世界政治研究

      國際關系學和比較政治學的共同問題就是過于理論導向和價值導向,缺乏地區國別的深入研究。這是我們的問題而不是美國的問題。因為在美國,做比較政治/國際關系研究必須得有一個地區國別研究為基礎,否則理論都不能落地。價值導向的結果,比如,對中國政治的研究,是以民主理論轉型去衡量;對國際政治研究,也是價值先行,完全以美國的價值觀去衡量。我們的地區國別研究滯后于國家需求??梢哉f,為國家戰略服務的解決問題的研究,一是用國際關系或比較政治理論衡量本國政治與對外關系對錯的標準,二是在不了解地區國別知識前提下的對世界政治的觀念性評論。

      我們要找回世界政治研究傳統。開展以地區國別研究為基礎的世界政治研究,要問題先行,弄清楚情況,而非理論先行。比如國際關系的基礎單元是國家,但國家是什么,對西方國家來說是民族國家,對中國來說可能是文明型國家、文教型國家,對于伊斯蘭世界來說國家沒有邊界,對非洲來說則是部落。國際關系理論、比較政治學基本是用西方的民族國家概念衡量全世界,以為所有的國家的行為方式都是一樣的。

      關于地區國別研究,現在大家的共識是要加強非西方國家的研究,但我們不能只停留在區域國別研究上,要在此基礎上推進世界政治研究的學科化,打通孤島。政治學理論、國際關系學、外交學怎么能分開呢?這是三位一體的研究,不能分、不可分。

      世界政治學的史觀是以世界為方法的

      怎樣實現一個學科化的升級?首先是研究議程,其次是研究單元,最后是研究路徑。筆者認為三個研究單元把彼此關聯的地區國別聯系起來,即技術、資本(貿易)、思潮。技術,以前是大航海,今天是互聯網。資本的影響非常重要,可能影響他國的社會結構,比如中產階級,也可以影響政治觀念,尤其是政治過程,比如今天的轉基因食品,很多農產品、農藥之類,海外利益集團對政策過程影響很大。我們所謂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用中國傳統的話說就是世界政治與經濟。

      因此,我們想做的一個工作就是寫世界政治史,筆者稱之為一門待寫的新史學。對看起來很抽象的理論學科來說,史觀特別重要。國際關系/比較政治培養的史觀是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政治學的史觀是以世界為方法的。其實每個國家都是本國中心主義的,最典型的本國中心主義就是天下體系,天下主義這個概念對外國人來說是很敏感的,因為它預設是以華夏為中心的等級秩序,提這個詞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等級秩序。因此,我們寧愿稱之為“以世界為方法”,世界政治學其實是“以世界為方法”。新時代需要新世界史觀。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

      [責任編輯:潘旺旺]
      標簽: 楊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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