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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新飛躍】“兩個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要求和必然邏輯

      作者李曉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導,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

      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其實早在2021年3月他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時就表示,要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聯系實際,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一直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制勝法寶,為何在此基礎上又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都包含著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從理論上講,現實中任何形式的實際問題,在本質上都是歷史性問題,都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中的矛盾關系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具體表現。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此時此刻的所見所聞,都不是一剎那間冒出來的,都是逐步形成發展演變的結果。不管什么人,無論所處的生存環境何種形態、面對的實際問題多么繁雜,他都是位于一個延綿不絕的歷史鏈條之上,身居一個生滅變化的系統過程之中;都是從以往的歷史走來,又向未來的歷史走去;都是歷史舞臺上暫時的、特定的角色,也是歷史畫卷中片段式、截面性的場景。正是基于這種認識,馬克思提出了“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的著名論斷。也正是基于同樣道理,《禮記·大學》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現實世界的真情實景是新舊并存、老幼同在。所謂理論與實際相結合,要求我們從事物的來龍去脈中認識其本質,洞悉其實態。

      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馬克思說:“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但是這些從過去繼承來的條件非常復雜,概而言之,有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文化結構等。這些結構的表現形態不同、作用機理各異。其中,包括生產力、生產關系等在內的經濟結構,是最為活躍多變的因素;包括國家制度、法律、組織體系等在內的政治結構,也會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進行調整。但包括思想意識、道德規范、思維方式、民族性格等在內的文化結構,則相對穩定,甚至長期不變。例如,中國人固有的思維模式、道德規范、風俗習慣等,就薪火不熄、代代相傳。關于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的作用及其關系,受馬克思主義影響頗多的新制度經濟學有新的研究,它把當下發揮作用的政治結構稱為正式規則,把文化結構,即因襲過去、決定現在并影響未來的那些規則、標準和信仰的累積結構也就是社會文化,稱作非正式規則。就如同一切生物都受所處的生態環境制約一樣,所有人的經濟社會活動也都處在由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構成的制度環境的約束之下。雖然現行的正式規則在實施中具有強制力,非正式規則不具有強制性的約束力,但是正式規則的設計、變遷抑或實施,既取決于人們對現實利益的考量,也受制于人們頭腦中的信念。按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的說法就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同樣的事情有不同的理解,從而會做出不同的選擇。”非正式規則對于正式規則起著更深入持久的決定作用。

      因此,所謂的現實實際,從存在論和辯證法角度看,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連續過程;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看,則由于群體性的立場觀點方法而呈現出特定的氣象風貌。而所謂的中國具體實際,除了山川地理的存在,本質上主要是由有意識的人構成的社會性存在。盡管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存在著不同的現實問題和主要矛盾,但這些問題和矛盾的發生都有歷史根源,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的目標任務、方式方法、價值取向等也都直接間接地受中國固有的文化觀念、思維模式、利益訴求、價值判斷等因素的影響。不與這些因素相結合,就談不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也無法在中國實際中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更重要的是,從實踐上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來自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具體實踐的結合,也來自于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例如,率先倡導和切實踐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成功楷模,他不僅熟諳馬克思、列寧的經典文獻并在自己的文章和講話中廣泛征引,而且他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哲學、文學、政治、軍事、史學、藝術等方面的深湛造詣更是達到了爐火純青、史上罕見的高度。讀毛澤東的著作一定能得到的強烈感受和深刻印象是,我國歷史上的典故、成語俯拾即是,人物、故事活靈活現,馬克思主義和中華文化水乳交融,普遍真理與古老智慧相映生輝。又如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歷史性命題,規劃“三步走”發展戰略,其中關于溫飽社會、小康社會的構想,就是分別借鑒了孟子和《禮記·禮運篇》的表述。鄧小平又創造性地主張用“一國兩制”解決港澳臺問題,也是受我國歷史上一國兩制成功先例之啟迪。如西漢建立后實行的郡縣制與分封制并立、北魏時期鮮卑等民族的奴隸制和漢族地區封建制共存等。習近平總書記更是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的卓越典范。“以人民為中心”“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論斷,就是對“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古訓的繼承和超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嶄新理念,可以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天下大同”(《禮記·禮運》)追根溯源。習近平總書記用典如數家珍、釋典深入淺出,一再強調“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沒有文明的繼承和發展,沒有文化的弘揚和繁榮,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這一系列論述都深刻闡明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發展當代馬克思主義的良田沃土,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使命。

      完全可以說,從理論和實踐上看,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題中應有之義。正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不懈踐行這“兩個結合”,才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推動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

      [責任編輯:張堯]
      標簽: 理論新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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