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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強化科技倫理治理的制度支撐

      摘 要:科技倫理治理的根本宗旨是防范“不道德”的科研行為,科學共同體自治只是科技倫理治理的重要機制之一,并不能完全應對前沿科技領域面對的各類科技倫理挑戰??蒲袡C構倫理審查機制可構筑科研機構及其科研人員從事負責任研究和創新的重要防線,是國家科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制度基礎和重要基點。應重視和加強科研機構倫理審查機制建設,讓科研機構倫理審查機制成為國家科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關鍵詞:科技倫理 科技治理 科研機構倫理審查機制 科技自立自強

      中圖分類號G30 文獻標識碼A

      前沿科技領域的創新突破在帶來巨大社會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引發了各類重大安全風險和社會倫理爭議,并使科技倫理治理成為重大挑戰。2018年11月,南方科技大學賀建奎進行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凸顯了中國在前沿科技領域倫理規制和監管方面存在的問題,引發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和科技主管部門對科技倫理監管體系的全面思考。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組建方案》,提出要加強統籌規范和指導協調,推動構建覆蓋全面、導向明確、規范有序、協調一致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2021年7月28日,科技部發布《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明確要健全科技倫理治理體制機制,有效防控科技創新可能帶來的倫理風險,以推動科技向善,實現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強。

      科技倫理治理的根本宗旨是防范“不道德”的科研行為

      前沿科技創新的革命性影響越來越凸顯出科技倫理治理的必要性

      科技倫理是科技創新活動必須遵循的價值理念和行為規范??萍紓惱碇卫韱栴}的提出,首先源于公眾對各類非人道地對待人類受試者或實驗動物的科研行為的道德關注。在一些科研活動中,科學家被指控虐待人類受試者或試驗動物,比如在納粹集中營中進行的慘無人道的人體實驗,由美國公眾健康服務部的醫生和科學家進行的、針對美國黑人梅毒病患者進行實驗的“塔斯基吉(Tuskegee)事件”,以及各類為測試新產品或進行價值不大的研究而肆意殘害動物等等。事實上,目前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科技倫理原則和規范,包括《紐倫堡法典》(1949年)《赫爾辛基宣言》(1964年,后進行了多次修訂)以及《貝爾蒙報告》(1979年)和《關懷和使用試驗動物指南》(1963年,后經多次修訂)中提出有關涉及人類受試者或試驗動物的科研倫理原則和規范,正是基于對這些缺乏同理心、非人道的“不道德”的科學行為進行系統反思而逐漸確立的。

      前沿科技領域創新成果不斷涌現及其對社會生活的革命性影響,越來越凸顯出科技倫理治理對確保高質量和負責任的研究和創新的重要作用。類似冠狀病毒之類生物體進行的功能增益實驗,一再引起公眾對科技成果雙重使用及其社會后果的普遍擔心,并使加強科技倫理審查和規范管理的呼吁日益高漲。公眾對前沿科技領域的倫理審查要求早已超出僅僅針對人類受試者和實驗動物的傳統范圍,而是要求更廣泛地審議并審慎防控前沿科技創新所引發的各類重大安全風險和社會倫理挑戰。

      科技倫理治理不同于倫理思想在科學技術研究開發中的應用

      科技倫理并非僅僅是倫理思想在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等科技活動中的應用,科技倫理治理的根本宗旨是防范各種“不道德”的科研行為,重建科技工作者對科技活動的價值共識和責任意識。將科技倫理界定為倫理思想在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活動中的應用,其中隱含的前提預設有兩點:其一,先有倫理思想后有科技倫理,科技倫理是應用倫理思想或理論主張對科技活動評判或裁決的結果;其二,所有的倫理思想都是積極的、正向的,能夠為科技倫理問題的治理提供指導和建設性意見。顯然,這兩個前提預設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

      首先,從科技倫理問題發生的現實過程看,在多數情況下,科技倫理問題源于科技工作者對科技活動過程及其后果可能造成的社會傷害和社會價值分裂的深刻體認,而非某種倫理思想在科技活動中的應用。倫理思想通常都是倫理主張或觀點的體系化表述,而許多科技倫理問題更多出于科技工作者或公眾某種無法言說的道德直覺或道德情感,或出于科技工作者對自身道德義務的自覺。其次,科技倫理治理之所以在今天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棘手”問題,正是因為前沿科技創新發展提出了傳統的倫理思想無法有效回應和解決的倫理難題。這些倫理問題的解決亟需要科技工作者和倫理學家、公共決策者和公眾之間通過某種協商機制達成某種社會共識,并需要在此基礎建立適當的社會規范和治理框架來解決,而非科技工作者或倫理學家通過某種科技手段或倫理原則就可輕易化解。第三,將科技倫理界定為倫理思想在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活動中的應用,可能賦予倫理思想或倫理學家在科技倫理問題甄別和治理中以重要權重,這與科技倫理問題發生和治理的現實場景并不契合。許多科技倫理問題出現可能與宗教團體或倫理主張等對某些科技活動的道德批判有關,但這些科技倫理問題的甄別和治理則更多有賴于對相關科技活動及其安全風險事實的調研、基于這些實施所進行的創新收益和安全風險評估和權衡等,而這需要科技工作者與倫理學家等其他社會科學家之間的協同工作,也需要與利益相關者和公眾之間的溝通和協商。

      科學共同體自治只是科技倫理治理的重要機制之一

      科技安全風險預警和倫理治理曾經被想象為可通過科學家的自律或科學共同體的自治來實現的完美故事。生物科學家在DNA重組技術實驗風險預警和相關安全規范設置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也的確為這種完美想象提供了充分的論據和支持。1972年,斯坦福大學的生物化學家保羅·伯格(Paul Berg)和他的研究小組進行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基因拼接實驗,首次實現了不同生物體之間的遺傳材料組合。但基于對實驗室同事安全和其他可能出現的生物安全風險的考慮和權衡,伯格不僅果斷中止了擬定中的實驗計劃,而且還聯合其他著名科學家多次在《科學》和《自然》雜志發表公開倡議,呼吁生物科學家在重組DNA技術實驗研究的潛在風險得到充分評估、相應的指導規則出臺之前,暫停某些有安全風險的實驗研究;同時建議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盡快建立咨詢委員會負責審查相關實驗研究,評估其潛在的生物學和生態學危害等生物安全風險,并召開國際會議討論應對新技術研究潛在危害和安全風險的適當方法,制定可供研究者遵循的準則。

      1975年2月24日至27日,在這些著名科學家的倡導和組織下,召開了前沿生物技術安全風險治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阿西洛馬會議”。會議通過激烈的爭辯達成了有關重組DNA技術實驗安全風險規制的建設性共識。在一些研究者看來,阿西洛馬會議是“預警性思考”應用于生物技術安全風險治理的成功例證,盡管科學界對重組DNA實驗可能產生的潛在風險的判斷完全是假設性的,這些生物安全風險在理論上是似是而非的,且沒有確定的生物傷害的證據支持,但這種謹慎態度在不妨礙前沿生物技術進步的同時確保了人類和環境生態的安全,值得我們今天在前沿生物技術風險和倫理治理中繼承發揚。

      也有研究者分析指出,被稱為科學自治成功模型的阿西洛馬會議事實上存在許多局限。首先,會議的參與者和今天的大多數科學家一樣對科技風險管理幾乎沒有專業經驗,更不要談對科技倫理治理的了解了。會議組織者更多專注于科學試驗的安全問題,而忽略了那些被他們認為是社會、道德和政治的問題,包括生物安全和人類改造問題。更重要的,阿西洛馬爾會議產生了“成問題”的期望,即杰出的生物科學家最適合并完全有能力設計科技風險規制和倫理治理的規則和體系;新興技術的安全風險問題被視為主要的技術問題。然而,隨后出現在轉基因食品和人類胚胎基因編輯領域中的諸多安全風險和倫理議題表明,僅靠科學自治或科學共同體內部的規范約束,是無法實現科技風險預警和倫理治理目標的。

      馬修·薩爾加尼克曾分析說,塔斯基吉梅毒試驗事件表明,有些研究根本就不應該發生;有些研究可能不只對參與者造成傷害,還會在研究結束后對參與者的家庭及整個社群造成長期傷害;某些研究人員也可能做出很可怕的道德決定。塔斯基吉梅毒試驗事件并不是唯一的、違背科研倫理道德的研究事件。近年出現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換頭術”試驗和“公鼠懷孕”研究,以及某些美國科學家進行的病毒功能增益試驗等一再表明,要防止類似“邪惡”或“不道德”研究的發生,我們必須系統反思科學研究與倫理價值,去除科學家能夠自律的諸多基礎假定,通過制度設計明確科研機構和科學家對其科學研究活動及其可能造成的社會后果承擔相應的道德責任。

      科研機構倫理審查機制應成為科技倫理治理的基礎性制度

      科技倫理是科技活動必須遵守的價值準則。前沿科技領域出現的諸多顛覆性創新,迫切需要一種行之有效的規制體系和倫理治理科技機制加以規范。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科技倫理治理經驗表明,科研機構倫理審查機制可構筑科研機構及其科研人員從事負責任研究和創新的重要防線,是國家科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制度基礎和重要基點??蒲袡C構作為科研治理體系的基層組織,必須且能夠在科研倫理審查與監督、科技風險預警和管理、以及科研誠信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科研機構倫理審查機制作為安全風險管理和科技倫理治理體系中的一項制度創新,可通過整合科研機構內外的知識經驗和道德能力組建獨立的機構審查委員會或科研倫理委員會等形式,對本機構的科研活動進行有效的倫理審查和合規性監督,以強化科研機構的倫理審查和監督能力,規范各類研究活動,更好地保護人類受試者的權益和實驗動物福利,促進科學家開展高質量、負責任的研究和創新。進而密切科學家與公眾之間的社會關系,增進公眾對科學家及其研究機構的信任,顯著提升國家科技倫理治理能力,實現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強,讓科學研究惠及所有人。依照這種制度安排,科研機構作為國家科技治理體系的基層組織,對機構內開展的各類研究活動的合規性負有倫理審查和監督的責任??蒲袡C構倫理委員會或機構審查委員會作為科研機構的邊界組織,在整個國家科技治理體系中扮演雙邊代理人的角色,既代表科研行政或規制機構對科研機構中的科學研究活動進行倫理審查和監督,同時又代表科研機構和科學家向社會和政府部門承諾以負責任的態度從事合規性的、高質量的科學研究活動,切實保護人類受試者和實驗動物的合法權益,遵守科研倫理規范和基本價值原則。

      盡管研究者基于不同的偏好及對研究風險和后果的理解對其規范作用的認識存在差距,但幾乎所有的研究者和科研管理者都意識到,前沿科技突飛猛進的發展以及科研組織形態的創新,使學術研究自由和規范性審查與保護弱勢的人類受試者或非人類試驗動物的原則正面臨威脅。目前更為迫切的問題可能不是是否需要建立科研機構倫理審查機制,而是科研機構倫理委員會是否有足夠的能力解決前沿科技領域出現的倫理問題,以及如何通過體制機制創新來完善科研機構倫理審查機制——根本原因在于前沿科技領域的諸多倫理和社會問題已超出傳統的合規性審查的規制框架,亟需盡快建立必要的科研倫理咨詢服務組織來推動科學家和倫理學家等共同協商,進而拓展和完善科研規制框架和監管體系,以幫助科研機構倫理審查委員會和其他科研監管機制更好地履行職責,確??蒲袡C構和科研人員從事負責任、高質量的研究和創新。

      近年來在前沿科技領域的各種倫理爭議表明,加強和完善科研機構倫理審查機制,有助于增加國際科學界對我國科學家取得的前沿科技成果的認可和接受,并能有效預防可能出現的重大倫理事件。據了解,2015年中山大學黃軍就關于基因編輯的研究成果被《自然》和《科學》等國外期刊拒絕的主要原因可能包括這些國際期刊對中國科研機構倫理審查機制的不信任。2018年,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也與其所在的機構南方科技大學倫理審查機制缺失或未盡審查和監督責任有關(當然也與賀建奎等通過一家缺乏倫理審查資質的私人醫院偽造倫理審查文件、規避倫理審查的主觀故意與投機行為有關)。國際科學界對涉及人類胚胎基因編輯兩項研究成果都高度關注、存在倫理爭議,但由于黃軍就的試驗研究嚴格進行了機構倫理審查,并接受倫理委員會的建議,在實驗中采用的胚胎是無法繼續發育的三原核合子胚胎,嚴格遵守胚胎研究的“14天規則”,合規中止試驗進程,且因其研究可能改善有缺陷基因患者的健康,為相關試驗供體的提供者帶來“實質性的”健康利益,加上有生命倫理學家的辯護,黃軍就的研究成果歷經曲折之后最終得到科學界接受和正面反應。另外,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取得的“克隆猴”成果盡管有倫理爭議,但國際科學界整體反應積極,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科研機構生命倫理委員會提供的咨詢、監督和辯護,以及研究團隊對靈長類動物研究倫理規范的嚴格遵守和實驗動物的基本福利和權益保障。

      總之,就我國和世界主要國家科研倫理治理的具體經驗而言,科研機構倫理審查機制對前沿科技領域的風險預警和倫理治理具有至關重要的規范意義??蒲袡C構倫理審查機制是科研人員從事負責任的研究和創新的重要防線,也是其取得高質量研究的防火墻和安全鎖,有助于保護人類受試者和實驗動物權益,增加社會對科學家和科研機構的信任和支持。要加強科技風險預警和倫理治理,建立健全科技倫理治理體系,促進高質量和負責任的研究和創新,我們必須從國家科技自立自強、統籌科技創新發展和安全治理的高度來重視和加強科研機構倫理審查機制建設,讓科研機構倫理審查機制成為國家科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本文作者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

      責編:董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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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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